如果没有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每日北京空气指数，PM2.5这个相当专业的词，可能还会被埋在北京的阴霾中，不会像现在这样关注和警惕。面对质疑，北京市环保局表示，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与官方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不应作为判断空气质量的标准。美国大使馆发言人RichardBuangan在回复《时代周刊》时也表示，在大使馆屋顶安装空气质量检测仪是为了方便美国公民了解日常空气状况，既不能准确代表整个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也没有“长期研究价值”。

如果仔细追溯历史，其实中美环保之争由来已久，这次PM2.5之争只是注脚之一。在12月初举行的德班气候大会上，美国公开指责中国“没有为2020年做好准备”；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谴责西方国家“没有资格讲道理”。这场激烈争论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在环保减排方面的差异。

面对哥本哈根承诺的2020年比2005年减排40%-45%的现实目标，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面临的诸多困难。北京标准超过WHO 2.5倍。2011年12月4日7: 00，美国大使馆发布的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数据在网民和北京市民中引发震惊。在这组数据中，北京空气中PM2.5的质量指数为522，超过了美国环保局网站上的最高污染指数500，健康提示为BeyondIndex，与北京环保局当天公布的“轻微污染”检测结果相差甚远。

虽然争论这么激烈，还会继续，但是事情在悄悄的变化。美国的环保数据引起了各界对中国空气污染检测的关注。12月7日，环保部对此做出回应。

该部网站表示，PM2.5将被纳入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并宣布新标准将于2016年全面实施。“我认为(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StevenQAndrews告诉《时代周刊》记者，虽然大使馆使用的评估方法和检测方法与中国官员使用的不同，但结果至少可以让整个社会反思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状况，促进更有效的环境改善。

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环境顾问，安雪峰从2006年开始关注和研究北京的空气污染状况。他也因为一篇质疑北京环保局数据的文章，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和美国对中国的大气环境评价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污染。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的标准，50微克/立方米(毫克/立方米)的PM10值已经被认为是优质天气。结果这两年北京的好日子标准占了80%；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是PM10值低于20g/m3，这意味着北京最好天气的PM10值比世界卫生组织的高近2.5倍。更别说还没有进入国家执行标准的PM2.5。”安雪峰说，PM2.5比PM10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这种可吸入颗粒物不仅进入肺部，而且对人体的大脑和心脏也有不良影响。不幸的是，儿童和老人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且，通过整理北京市环保局7个监测站的数据，安雪峰发现，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环保局不再使用污染最严重的两个监测站前门和车公庄的数据来评估日常空气质量。

2008年，它只是在空气质量较好的郊区新建了三个监测站。"事实上，大多数国家不会根据最糟糕的数据来判断总体合规情况."安雪峰在自己的文章里分析过， 不仅在北京，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最近也增设了一个空气监测站，每日检测数据迅速成为网友转发的热点。“美国大使馆定期与中国政府沟通，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在空气质量检测和其他事项上合作。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包日强告诉《时代周刊》记者。中美“挟持人质”气候谈判？12月11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未能控制自己的分贝和语气，并强烈批评一些国家未能信守承诺。谢振华愤怒地说：“到目前为止，一些国家做出了承诺，但他们没有履行承诺，没有履行承诺，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说他们在大幅度减少排放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谈了20年，一直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了，你还没做，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告诉我这些理由！”有人分析说，谢振华之所以大发雷霆，是因为美国代表在宣布五项前提后的当天下午泼了冷水。美国气候特别代表托德德斯坦(ToddSter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还没有为2020年做好准备”。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王珂博士说，在德班会议上，美国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外汇储备。对于绿色气候基金，美国也要求中国捐款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包括非洲和一些小岛屿国家。“我个人判断，美国是因为国内反对。

短期内，他还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设置一些中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前提条件，要求中国在短期内立即采取减排目标。控制排放，但中国肯定不会同意。”王珂说。

“美国认为中国的减排目标必须受法律约束，但这个提法看起来很奇怪，因为美国本身在碳减排目标方面不受法律约束。考虑到世界的公平，美国必须带头。

我们已经向大气中排放了足够的二氧化碳。但目前，在我看来，除非中国愿意同时采取减排措施，否则美国恐怕不会采取更多行动。”对此，美国环境作家、350.org网站创始人比尔？比尔麦克基本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350.org”网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目标是将二氧化碳含量降低到百万分之350(350 ppm)，并将大气恢复到健康水平。此前，该组织在美国发起了许多活动，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减排行动。据媒体报道，12月7日，德班会议的特点是“大国互掐”。

欧盟谈判代表公开指责美国和中国“打乒乓球”和“挟持人质”气候谈判。美国没有采取有效行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之间的角力由来已久，这往往使以往的气候会议黯然失色。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托德？斯特恩一到会就强调，中国的碳排放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20%，到2020年将达到28%，因此有必要在国际框架协议下提出一定的减排目标。

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指责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缺乏诚意。随后，美国代表发表措辞尖锐的声明，称“美国不会向中国提供气候援助”，不会补偿美国等历史上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也不会加入《京都议定书》或以其他名字命名的类似协议。“只要你把他们的承诺和迄今为止采取的行动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当时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别代表俞庆泰做出了坚决的回应。

“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缺乏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采取行动的诚意。”激烈的对话揭示了两国在碳排放问题上的争议。之后，在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大会上，中美对抗再次成为焦点。

在2010年坎昆会议前夕，托德斯特恩再次表示，中国必须履行在《哥本哈根协议》中做出的减排承诺，必须与其他主要污染者平等对待。坎昆气候大会前一个月，他访华时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柏林墙”，中国必须纳入同一个体系。

中国显然不同意美国对这种单轨系统的要求。谢振华当时回应说，一些发达国家人均GDP已经达到4万美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在增加。谈论或要求人均GDP只有几千美元的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确定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最大值)是不合理的。

“我们要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要么进展甚微。”斯特恩表示，与此同时，他还强调，美国将履行其“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的承诺，但前提是该承诺要得到国会的批准。然而，奥巴马上任时承诺的减排目标和哥本哈根协议中承诺的目标在美国被搁置。众议院通过《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但没有提交参议院。

立法进程中断，使得国内减排目标以及与减排目标相对应的一系列措施停滞不前。“美国作为主要的碳排放国，从来没有对气候变化采取过任何有效的行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化石企业的阻挠。”比尔？BillMcKibben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减排方面，我认为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那些石化行业。

无论是美国的大型企业，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必须执行减排任务。但他们总是关注自己的利益，忽视环境，阻碍了谈判进程。”中国制造业创造了高排放。

在美国等国家的反复压力下，中国国内减排也是困难重重。学者王珂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项目组分别通过2010年和今年的统计分析和情景研究，制定了桂阳和青岛的低碳发展规划。在对两个城市的研究中，项目组发现青岛和贵阳都处于工业化城市阶段，工业能耗和排放量居首位；城市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在工业排放问题没有解决的同时，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类似的建筑和交通的高排放；现在特别有效的减排手段很少。作为项目组的核心成员，王珂表示，虽然青岛东部发达，贵阳西部欠发达，但总体而言，两个城市在能源消耗和城市排放方面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这正好印证了项目组对国内减排整体形势的判断。

根据王珂的分析，中国在实现减排目标的过程中面临五大困难：第一，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一线城市以外的许多地方基础设施非常不完善。国家发展了，不发达地区可以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基础设施有了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大规模建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其次，从国际产业分工来看，中国是国际制造中心，是相对低端的制造业。

制造业消耗能源和排放，国际分工决定了中国的排放量仍然很高 根据王珂提供的数据，中国2007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为63.08亿吨，比2002年的36.59亿吨增加了72%，出口行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年总排放量的比例从2002年的25.47%增加到2007年的41.79%。王珂说，短期内很难实现转型。为了保障就业，防止动乱，“不能连夜手术，用休克疗法”，只能争取更好的过渡。

第三，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占70%-80%。德班会议之前，谢振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正在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核电、水电和风电。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和核电、风电建设规模均居世界前列。

“但在20年内，很难看到风能和太阳能占主导地位，中国的能源仍以煤炭为主。”王珂说。另外效率低，很多地方发展比较粗放。

“十一五”期间，我们很容易关停小火电，中国很多产品的单位能耗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发电能耗，接近世界先进技术。‘十二五’和‘十三五’像现在这么大，这么小，难度会更大。”最后，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也在提高。

以北京为例，现在很多行业都外迁了，但是车特别拥堵，规模特别大，建筑和交通的排放量也大。虽然这不是短期的重点，但预计这将是未来的难点，因为增长会相对较快。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减排，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叶琪曾表示，在发达国家，三分之二的碳排放在消费领域，而中国60%-70%的碳排放用于制造业和生产，这使得减排比发达国家困难得多。据官方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仅下降1.6%，与年初设定的节能减排3%-3.5%的目标相差甚远，存在难以完成的风险。

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周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今年各地投入过高，很多高耗能产品都在地上。虽然自第三季度以来需求有所下降，但生产能力有所扩大，许多地方的项目得到了加强，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数量相对较大增加。今年的用电量和能耗都在快速增长，完成原定目标更加困难。”王珂说：“减排目标遵循五年计划。

由于去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很多地方实行了一些限制，将会受到严厉的压制。今年“十二五”第一年，会有反弹，下降不像预期的那样。十一五第一年也是反弹。

另外，《十二五规划》中有关节能减排的具体规划和政策还没有完全出台，很多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陆续公布。如果这些措施到位，可能会更好。”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前夕，中国政府提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减排目标，即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碳强度)要减少40%-45%。

这个目标被很多发达国家质疑，说目标太低，中国没有诚意。然而，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通过多层次模型研究得出结论，在目前的经济结构状态下，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付出代价和成本。作为项目团队的核心成员，王珂说 “在‘十二五’和‘十三五’中，这些措施仍然有效，但潜力有限，只能依靠结构调整。”王珂说：“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成本递增的理论，减排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

就像一场考试，不及格到80分更容易，80到90分，95到100分很难拿到。”在周看来，节能减排只是能源问题上的一个指标，但实际上它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内容，难点就在这里。“不是说暂时消耗能量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以节能减排为出发点，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优化。

”周对说道。德班会议标志着中国开始考虑纳入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减排机制。

根据王珂的估计，2020年或2030年后，中国极有可能加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多边减排机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这意味着中国只有10-20年的调整期。blk comment p a : link { text-decoration : none }。blk comment p a : hover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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